任志强解读《物权法》"雷锋"精神无助于市场竞争(5)

    四、让制度变得更为合理 
 

　　伟人与庸人的不同在于，伟人做事是分合理与不合理。当合理而不合法时，伟人们会用各种手段的方式去修改法律，并使法律修改的更加合理，让合理不合法的事变成合理合法的事。《物权法》就是要让过去合法但不合理的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变得合理合法了。  

 
　　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制正是在这种只论是否合理，而不论是否合法的情况下，用生命换取了法律对承包制的合法性承认。一个伟人因此而重新修改了中国的宪法，让土地可以成为商品、可以流动、可以成为有限拥有的生产资料，才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  
 

　　庸人们则是看合法不合法而不管合理与不合理。因此在高唱 “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享受”着贫困的生活，直到一个伟人打破了这些陈旧的观念才在改革的大潮中知道了“什么是幸福”。而改革仍然让那些默守陈规的人处于了市场竞争中的底层，尽管是在合法中生存，却仍然成为了改革中不合理的未能分享改革成果的一个群体。他们发现的是失去了传统方式的心灵保护，引发了更多对社会的不满。另外一群人则在充分利用合法的武器，寻找商机并发了财，但他们仍然在担心这些目前用合法的方式获取的财富是否有进一步的法律保障，于是他们拼命的赚钱，并将财富向境外不断的转移，并加剧着收入差别的社会矛盾。  

 
　　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不完善的法律所造成的制度缺陷。制度的合法而形成的现实中的不合理，让生产力无法被彻底解放，让价值规律无法发挥所有的作用。而《物权法》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未修改宪法的基础上，推动了宪法的解释，让宪法坐在了更多法律体系支撑的宝座上。 

 

　　许多欧美国家靠宗教信仰统一人们的思想，用“上帝”来安抚社会的贫富差别，让人们可以忍受社会的不公平。“上帝”不会说话，因此不会骗人，也不会犯错误。出问题的只是那些错误的理解了“上帝”的意图的传教士或神父们，于是这个偶像可以被奉为圣人并长期存在。  
 

　　但马克思却无法理解现实社会中的变化，任何政党的领导人都会有对社会不同的理解，也会有对现实的重新认识，因此无法像上帝一样不犯错误和永远正确。生活在中国这个社会中的民众却在文革之后失去了曾经信奉多年的神，中国的改革推翻了许多曾经被深深的印在人们脑海之中的“正确”，新的评价体系让社会开始重新认识过去、今天与未来，他们更关心的不再是偶像，而是谁能让他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谁能让他们行走于世界大地时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谁能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自尊与自由。  
 

　　计划经济与“一大二公”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经济上强大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改革却给了更多的民众以机会，让人民从改革中看到了希望。尽管这个社会中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绝没有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的人没有在改革中受益，改革让所有人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如今新的《物权法》则代替了“上帝”，成了对人权、物权的一种保护，起码让所有的人可以放心在这个法律的保护之下，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不再是“以天下为已任”，而是在创造社会财富中创新自己的生活了。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国家都不可能完全靠国家的福利来保证每个公民都能过上好日子，必须靠共同的努力，尤其是公民个人努力来创造未来。  
 

　　因此才有了非公经济与非公就业，才有了必然对私有产权进行立法保护的必要性，才有了民众迫切要求和等待着《物权法》的出台，有了对私有产权和私有投资合法地位的确立，才能让更多的人将财富转入于市场经济中，创造更大的财富。  (作者：，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