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丛林”问题与美国专利政策的转折(6)

　　[23]Rite-Hite Corp．v．Keller，Co．56 F．3d 1538，35 U．S．P．Q．2d 1065（Fed．Cir．1995）．
　　[24]King Instruments Corp．v．Perego，65 F．3d 941，36 U．S．P．Q．2d 1129（Fed．Cir．1995）．
　　[25]Prizer，Inc．v．Apotex，Inc．，480 F．3d 1348，2007 U．S．App．LEXIS 6623，（2007）。此案申请最高法院审查，最高法院于2007年10月作出驳回调卷令申请的决定。
　　[26]Ksr International Co．v．Teleflex Inc et al．，82 U．S．P．Q．2D 1385（2007）．
　　[27]Leapfrog Enterprises Inc．v．Fisher-Price Inc．，485 F．3d 1157；2007 U．S．App．LEXIS 10912；82 U．S．P．Q．2D（BNA）1687，（Fed．Cir，2007）
　　[28]下列判例中，Festo案和Grain Processing案时间较早，但笔者认为，这两个案子虽然发生于联邦贸易委员会2003年发布报告之前，但表现出来的“反专利”倾向与专利丛林问题不无关系。
　　[29]Festo Corp．v．Shoketsu Kinzoku Kogyo Co．，535 U．S．722（2002）（Festo Ⅷ）．本判决扩大对等同原则的限制，提高了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性，从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这一判决从客观上起到了缩小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效果。
　　[30]Grain Processing Corp．v．American Maize-Products Co．185 F．3d 1341，51 U．S．P．Q．2d 1556（Fed．Cir．1999）．
　　[31]Ebay Inc．，et al．v．Mercexchange，L，J．C．，126 S．Ct．1837；78 U．S．P．Q．2D（BNA）1577（2006）．
　　[32]Medinnune．Inc．v．Genentech，Inc．127 S．Ct．764；166 L．Ed．2d 604；2007 U．S．LEXIS 1003．本案判决意味着，专利被许可人不必冒着承担禁令或赔偿责任的风险来提起宣告性判决（declaratory judgment）之诉，从而有利于专利被许可人挑战专利的有效性。之前的判决认为，如果专利被许可人接受了许可协议之后，再提起质疑专利有效性的宣告性判决之诉，很难立案；本案改变了判例法，认为如果被许可人出于被胁迫接受许可协议的话，在接受许可协议之后，仍然有权利提出专利无效诉讼。
　　[33]Microsoft Enterprises Inc．v．AT&T Corp．，127 s．Ct．1746；75 U．S．L．W．4307；82 U．S．P．Q．2D（BNA）1400，（2007）．
　　[34]这七条理由中，有三条理由是针对组合发明和改进发明；增加了惯用手段的替换、明确了“明显值得尝试”作为显而易见性的理由；强调设计激励和市场驱动作为发明人获得发明动机的来源；肯定TSM检验法是显而易见性的理由之一，但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从而否定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把TSM检验法作为必要条件、每个案件都须以此法加以检测的僵化作法。
　　[35]2005年，众议院议员提出法案号为H．R．2795的“2005年专利改革法案”；2006年4月，众议员议员提出法案号为H．R．5096的“2006专利质量法”（Patents Depend on Quality Act of 2006，简称PDQ法）；2006年8月，参议院议员提出法案号为S．3818的“2006年专利改革法案”；2007年4月，参议院议员提出法案号为S．1145的“2007年专利改革法案”，并于2007年7月通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批准，决定提交参议院讨论；7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也通过了类似的专利改革法案。相关资料参见http：//www．senate-gov，http：//www．house．gov．
　　[36]See Chisum on patents，1-0，§5，（Mattew Bender ＆ Company，Inc．，2002）．
　　[37]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of USA，To Promote Innovation：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October 2003）．在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通过发布关于专利法的报告从而影响国会、司法的政策导向并不鲜见。1938年4月2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联席会议上提出，要对其所谓的“经济权利集中”问题给予彻底调查，国会随即成立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来研究在导致垄断和经济权力的集中的政府政策，包括专利政策在内，对竞争、价格水平、失业、利润和消费的影响，导致此后20年里反垄断法对专利法的严格限制；1978年，卡特总统成立由150多位来自工业界的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发布了有关专利激励在工业创新中的作用的报告，主导了美国20世纪最后20年的鼓励专利政策。(作者：和育东，来源：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