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落差(2)

政府转型与现代增长道路的寻找

　　在浙江，如同30多年前率先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次也率先站在了这场变革的前沿。

　　不难发现，过去多年的繁荣与痛苦，为浙江转型准备了比国内其他地方都更为坚实的市场与产业基础和普遍的共识——至于具体如何转型，先行者也开始了广泛摸索，传统的地方试验逻辑也再次发挥作用：比如推进四大建设，实现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提升；落实“新36条”、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又比如纠偏外贸进出口结构失衡；统筹城乡，将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相结合，等等。

　　其间，先行者着力避免的一个转型陷阱是:不是产品变化了就等于产业升级了。无论生产呜呜祖拉还是光伏电池，如果只是停留在价值链的最低端，那么脱下高科技的马甲之后会发现增长方式其实并无任何区别。

　　理解这一点，对各地政府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转型年代，即使是最习惯无为的政府也将因转型之名而对市场具有更大的干预力。但实际上，经济增长现代化往往比之前更为强烈地呼唤着一个对该管什么、什么不该管有着更清晰划分和更强自制力的政府。

　　比如有人认为，压缩过剩产能最好的办法，不是由政府出面，而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当前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对过剩产能领域实施全面紧缩，然而在经济进入复苏轨道后，应由市场来进行过剩产能的淘汰过程。

　　这也意味着，调结构过程中不仅企业需要转型，政府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转型主体，惟有共同找到通往现代增长的道路，创造新的持续繁荣才有可能。

来源：市场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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