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屡成白条 明确国家责任是关键(2)

    2004年，山东淄博在国内首次实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尝试。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确定10个高级人民法院为国家救助试点。2008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在全国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2009年，中央政法委联合有关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目前，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出台了相关意见或办法。

    刘德法认为，这些探索和实践有利于缓解刑事被害人的生活困境，但效果有限，问题明显。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立法，再加上“息访息诉”的思想主导，获救助者往往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同时，救助资金没有制度化保障，往往捉襟见肘。至于补偿主体、范围、条件、程序、标准、时机等，也都迫切需要立法加以解决。郑州市中原区法院自2008年至今，其100万救助基金中支出资金不到7万元，救助8个刑事被害人。这与该院严格的申请条件、程序、救助额度及时间要求不无关系，“很多被害人干脆放弃了申请”。

    陈雷说，他所代理的刑事被害人赔偿案件，“赔偿到位者几乎都是调解的结果”。去年10月14日，孟伟因恋爱不成将女友杀死，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为死缓，该案从而成为全国首例“故意杀人轻判案”，社会反响强烈，很多媒体将其解读为“花钱买刑”。实际上，该判决是郑州市中院实践刑事调解的结果。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此，郑州市中院的这一判决于法有据。

    常玉峰说，值得注意的是，调解应贯穿整个司法程序，公检法各部门要加强协作，在各自环节及时进行调解，“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利益”。同时，原被告双方的传统思维也需要转变。“杀人偿命”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被害人家属罔顾事实不断找法官扬言‘不判被告死刑不罢休’，这种现象很常见。”常玉峰说，“这种情况根本没法调解。”还有一种情况也令法官对调解心存顾忌，被告家属竟然以是否判死刑来决定赔偿被害人与否。一旦赔了钱，又被判了死刑，“被告家属会找法官闹”。

    有关专家认为，刑事被害人补偿救助既是对人权的保护，也关涉社会和谐稳定。因此，继续探索、构建包括低保、社保、保险、慈善等多元保障体系就显得较为现实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