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问诊”古籍整理知识产权保护(2)

　　裁判标准不统一

　　记者从研讨会上了解到，虽然每年涉古籍类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不多，但是由于古籍整理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法官对古籍整理工作的认识理解程度，古籍整理成果是否为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等方面的认定存在差异，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各地法院对古籍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在2011年郑某诉大众文艺出版社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古籍断句所产生的表现形式极其有限，因此判决古籍点校成果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在2014年周某诉江苏凤凰出版社等侵犯作品复制权、发行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当点校者点校的结果与古籍原意一致时，则点校者仅仅揭示了客观事实，而客观事实无法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故该点校结果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在2015年中华书局有限公司诉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法院则认为，就古籍点校整理而言，其独创性包括选择最佳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标点分段落、撰写校勘记等，若上述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即可因不同的独创性而形成不同的作品，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在2016李某诉葛某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涉案古籍《寿光县志》点校成果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秦元明在研讨会上指出，“古籍”这一定义本身即存在概念外延范围较广的情形，司法审判实践中，应该结合个案中的不同古籍类型综合考量，以是否能够具备作品的构成要件作为基本出发点。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宋鱼水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法律触及的领域都是各个专业领域，在一个专业领域架起法律的桥梁，解释法律的规则，甚至让规则护航发展，了解行业的事实、行规、专家意见很重要。法律专家和行业专家的真知灼见启发了很多专业领域的思考，事实专业性的研究提升了法官的判断力，增强了法官甄别事实的能力。”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专业化程度极强的工作，在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合理地保护古籍整理者的智力劳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希望司法实践中能探索出最佳的保护路径，也期待学术界早日就该问题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