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盗式育种”盛行　媒体：拿什么挽救中国种子(2)

　　还有一种更加急功近利的做法，当年就见收益，那就是先找到那些良种的制种基地，直接从制种农户或公司手中，高价套购一部分良种，然后再以较低的市场价倾销，这在业内叫“淘地沟”。
　　正规种子的市场价格无法跟“淘地沟”的比拼。
　　张世煌称，这些来路不正的种子流向市场，通常找一个空壳。这需要买一个通过审定品种的壳子，然后往里面装别的品种，这叫“审壳套三”。最常见的是套装“先玉335”或“郑单958”，西南地区套的是“潞玉13”，因为套装这三个品种生产不会有风险，能做到假而不劣，可以赚钱。
　　一家全国性种子公司的市场总监告诉《财经》记者，亲本的流失几乎无法控制。他曾带队到甘肃的生产基地盯着农户把亲本种到地里，然而他们走后，农户拿着小铲子隔几株挖走一株，防不胜防。这些亲本种子好的能卖2万－3万元一斤，便宜的也能卖3000元－5000元。
　　中国不是玉米的原产地，玉米种质资源完全靠外引，因而“偷盗式育种”尤其盛行。公立、私企的育种大军拥挤在模仿的“独木桥”上，也凸显出知识产权保护乏力。
　　公共科研成为逐利机构
　　在国内种业，还有个现象，模仿拷贝他人成果的不乏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原因是，80%商业性品种选育由它们完成，而全国5000多家种子企业选育的新品种不到20%。
　　商业化育种本是企业分内事，现在却由农业科研机构和大学承担，主要是这些政府研究单位握有财政支持育种研发和产品开发的资源。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胡瑞法告诉《财经》记者，依托政府研究单位的种子企业，成本相对较低，售价也低，导致竞争不公平，影响了其他企业对育种投资的积极性，这最终制约了种子企业发展壮大。
　　商业化育种是专业化程度要求很高的工作，研发系统内部分工精细，不同学科领域的科技人员术业有专攻，共同围绕产业技术链运作。科研机构、大学相对市场而言是封闭的，缺乏分工与合作，科研人员几乎都想成为身手不凡的全能育种家，领导着大小不一的“育种作坊”，又因缺乏现代企业运作方式，普遍安于现状，难以做大做强。
　　在农业类院校里，通常都是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作为一个课题组，拿着“先玉335”或者“郑单958”跟自己掌握的为数不多的亲本配对，培育所谓新品，再出售给相熟的小公司。
　　并且，往往是这个实验室正在做的组合，很可能其他实验室已经做过，并卖给了其他公司，整个环状封闭系统实际上浪费了国家资源。而在孟山都，借助信息化系统，同时能做几万个配对，高效而快捷。
　　靠作坊式育种，无法推动商业化育种产业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罗清泉在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种子法修订草案时表示，中国种业竞争力弱、育种创新能力弱,种子企业发展严重滞后，市场主体发展严重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引导和积极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力争到“十二五”末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其开办的种子企业基本实现“事企脱钩”。
　　这遭到部分科研机构的抵制。有专家分析，最大阻力在于农业科研单位不愿放弃利益。此前，他们使用国家经费育出品种，然后卖给公司。而且，往往是培育姊妹系，一种多卖，造成国内种子严重同质化。
　　刘石认为，公共科研退出商业化育种，回归其基础性和公益性，这本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但这一基本定位长期没有得到落实，公共科研成为逐利机构，且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妨碍了种业产业化的发展。(作者：记者贺涛，实习生唐超，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