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日家族制企业历史变迁的启示(4)

　　一种企业制度总是与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的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联系，更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企业产品和所在产业性质、企业规模与效率密切相关。不同制度环境和不同成长阶段下企业所需的生产要素的特征不同，企业既定规模边界和最优制度选择也应不同。所以，企业制度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有适应与否之别。对企业制度适合与否的评价，并不在于其是否具有“现代化”的公司架构，而是看是否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分工合作所需的交易成本，是否有利于对企业核心生产要素———企业家———提供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是否能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制度保证。
　　2.以社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家族制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向
　　发达国家家族制企业演进的实践还证明，家族制治理模式绝对不是私营企业惟一适用的治理制度，家族制企业最终必须向公众化方向发展。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的发展，在企业规模扩大、管理半径加长、经营管理活动更为复杂和专业化的条件下，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变得突出，这时如果继续沿用家族治理模式，企业内部资源的有限和家族成员管理能力不高便会导致内部交易成本增大、容易导致高昂的“监督成本”和“管理成本”，造成竞争力下降，此时家族制企业的治理模式就是不合理的和低效的。这就要求家族企业必须突破自身的界限，以家族资本去有效融合社会的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和文化资本，需要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事实上，我们常常发现，在家族企业中，同样大量存在着家族成员间因产权不清造成激励不足的问题。加之亲情关系的纠缠，家族规则往往不能或难以抑制家族成员的违规行为和内讧，因而造成企业的衰亡。因此，一般普遍认为，家族制治理结构有利于创业，而不利于发展。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指出：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因此，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应当实现企业治理制度的变迁。
　　3.企业家资源是企业生存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发展史上，比企业跌宕起伏的命运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勇于开拓新领域、开辟新事业的企业家。
　　以提出“创新”理论闻名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引进“新的组合”，实现“创新”，“创造性地破坏”经济循环的惯行轨道，推动经济结构从内部进行革命，促进自由竞争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他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单个企业家的创新给自身带来巨大收益，众多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将汇集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企业家资源，不断推动经济摆脱旧有的轨迹和模式，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实现新的发展。
　　与职业经理人高度专业化的、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经营管理活动不同，以创业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企业家的劳动通常是高风险的开拓性投资，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也需要付出极高的机会成本，在一定意义上需要企业家负有至少在个人事业预期选择上的无限责任。由于企业家在社会和企业经济生产活动中总是处于发起、配置、操纵、控制其它资源的领导位置，所以企业家资源与其他人力资源相比，与其它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相比，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关键的主动性要素资源。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言，发展中国家固然是许多经济要素都不足，但是最缺乏的是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家。这意味者，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企业家资源这种特别稀缺因而是昂贵的要素。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企业家资源稀缺，问题恐怕不仅仅是教育水平的落后，更为根本的因素应该是外部环境条件是否适宜培育企业家资源这种稀缺要素。简单地说，应该有这样的外部环境：低门槛的市场准入；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理由在于，首先，初始创业的人是很难跨过高门槛的，特别是人为设置的有特定指向的门槛；其次，要素只有来到一个公平市场上自由竞价并实现平等交换，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作者：，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