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忘递诉状 男子坐牢７年

昆明中院承认工作失误，相关书记员涉嫌渎职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可以上诉，这是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一些案件也正是通过二审程序得以改判。 　　然而，昆明市一当事人一审被判刑后将上诉状递交昆明市中院，却因法院书记员工作疏忽导致上诉状“失踪”。于是，一审判决生效，他坐了七年的牢。出狱后他走上了寻找真相的漫漫长路。 　　明明上诉却未二审 　　陶云江１９９４年任昆明小哨建筑经营公司经理，负责工程方面的事宜。１９９５年３月，公司的法人代表变更，公司名称也变成了昆明小哨建筑装饰经营公司。陶云江说，尽管公司有所变更，但当时自己仍在公司里负责相关业务。 　　１９９６年，陶云江在老家时突然被警察带走，理由是私刻公章进行诈骗。此案１９９７年初被移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陶云江被指控“冒用昆明小哨建筑装饰经营公司名义，私刻印章同建筑工程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及借款协议”等４起犯罪事实，认定的诈骗金额达４０多万元。１９９７年７月，官渡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陶云江有期徒刑１０年。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７日，陶云江接到了一审判决。按判决书所说，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官渡区人民法院或上一级法院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这让陶云江看到了希望。于是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他向看守所管教要纸和笔写了上诉状。几天后追问时，管教说已经交给了昆明中院。 　　然而，焦急盼望消息的陶云江最终等到的不是二审立案通知书。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６日一大早，陶云江被要求收拾东西，并被告知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当天起要从看守所转入监狱服刑，这对陶云江无异于晴天霹雳。他说：“二审既没审也没判，为什么我就要去坐牢了？”交接时他见到了管教，对方再次肯定地告诉他上诉状已经交给昆明中院了。 　　从入狱那天开始，陶云江就开始写信给昆明中院、检察院、官渡区人民法院、人大等部门讨说法，但直到自己减刑３年，于２００３年４月出狱，这件事仍然没有任何说法。 　　法院承认工作失误 　　出狱后，陶云江仍不断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在公安机关“大接访”期间，他到云南省公安厅反映自己的上诉状去向不明，公安机关出具了《回告书》，证明“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看守所民警按照法定期限内，将你的上诉状转交给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下子，陶云江坚信问题出在法院。他找到了当时的昆明市中院院长，此案终于引起了法院的高度重视，事情由此开始进入调查程序。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２日，昆明市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新闻发言人兰昆就此事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坦言，当年陶云江的上诉状确实送到了昆明中院，但因为书记员的疏忽，没有送到相关法庭和法院。 　　“这的确是我们的失误。”他说，２００５年陶云江来申诉时法院认为“此事如果属实，等于法院剥夺了被告的上诉权，是非常严重的”，立即组织了调查组。 　　调查结果表明，当年这份上诉状确实到了昆明中院。按程序，上诉状要转到官渡区人民法院审查是否在起诉期内，然后决定是否立案，但收下上诉状的书记员因工作疏忽，没有转到法院，导致此案没有作为上诉案件立案。 　　“我们认识到了中院的失误后，开始积极工作、挽回影响。”兰昆说，中院启动了再审程序、撤销了原判、将案件发回官渡区人民法院重审。但此案经过四次开庭仍未审结的主要原因，是陶云江心里有气不配合，甚至在庭审中转身就走。“他说有证明自己没有私刻公章的证据，我们觉得这是好事情，希望他在庭上出示，让案子公正地审理。” 　　兰昆表示，对出错的书记员肯定要处理，“如果陶云江被判无罪，处理就会更重，因为书记员的行为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陶云江还可以走司法程序申请国家赔偿。” 　　法学专家 　　书记员涉嫌渎职 　　北师大刑科院教师黄晓亮等分析，上诉权被侵犯不代表实体权利被侵犯，因为当事人是否是诈骗罪还未明确。就书记员的行为而言，如果当事人真系无罪，则其可能涉嫌渎职。目前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官渡区人民法院重审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这是为了纠正其原先过错、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至于责任人，可以依照《法官法》进行追究。 　　云南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云东认为，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要保障当事人的相关权利，而昆明中院的失误变相剥夺了当事人权利，这种剥夺有可能导致案件的不公正。 　　据新华社(作者：，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