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开发格局,释放积极信号
6月8日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按开发方式,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规划》确定了“9+1”的政策体系。“9”是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农业、人口、民族、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1”是绩效评价考核,即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有效引导各地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6月9日《人民日报》)
“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事实上等于在二次分配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对绩效的重新认可,意味着分配着眼点的转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微观赚取一个点,宏观污染一大片;少数人得利,多数百姓遭殃,政府收拾残局——这种现象之所以一再重演,关键在于一些地方对开发利益的认识视角过低,对开发权限放得过低,对开发获得的利益分配,基本局限于“谁挣归谁”的简单粗放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的开发热,几乎已到了“家家点火,处处冒烟”的状态。围绕招商引资引发的荒唐、闹剧层出不穷,围绕利税大户引发的纠纷、矛盾比比皆是……可以说,相当多的社会问题,都是分配关系没有理顺而引发,《规划》确定的“9+1”政策体系,既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也对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样本,如果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当为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做出贡献。
早在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就表示,中国应着手建立“产业补偿、土地补偿、生态补偿、自然灾害补偿、社会补偿”五大补偿型国家制度,从国家层面上将二次分配的社会公正性,牢牢地固化在有章可循、有理可据的权威性制度之上,从而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不难理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空间跨度大、相互依赖性强的国家来说,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度性补偿,当然是相当必要的。牛文元当时提出的这个设想,也是从另一角度对“重构开发格局”的高屋建瓴式建言。
上述“9+1”政策体系,可以理解为部分实现了牛文元“五大补偿型国家制度”的建议。如果真能实现,将从生产要素的高度,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环境结构、灾害时空结构等一体化思路出发,将二次分配的调控行为前置,从而缓解了有形财富在不同人群间终极分配的矛盾积累。这不仅体现了对二次分配的重视,更显示出分配机制上的系统与创新。马龙生
SourcePh"> 来源:现代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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