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落差

     距离年末两个月之际，指导“十二五”规划制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文发布。

　　接近2万字的篇幅中，只字未提未来5年GDP的具体指标，与5年前“十一五”建议中明确提出“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形成鲜明对比。

　　《建议》明确的是，将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随着经济遭遇的“两难”日益增多，这样的转型理想已经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悬崖上的战役

　　“不要提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一概念。对我而言，GNP的意思是国民总污染。”这是一位年轻的激进派向GDP与GNP提出的挑战，被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写入了他那本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正在为“增长”与“发展”这一对近义词展开论战。而中国，才刚刚向世界拉开一条门缝，丝毫未留意这场日后将对自己有深远影响的关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争论，更未曾留意他们提到的“增长的陷阱”。现如今，我们宿命般地正经历着这样一场深刻而重要的转型。

　　尽管关于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表述要求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但金融危机显然让决策层进一步认识到了调结构的迫切性，因为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二五”，一个粗放的、严重依赖外需而国内市场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俨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4万亿投资计划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避免了一场严重的萧条，也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决策层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处理好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把握好结构调整的力度、节奏和方式。2010年，调结构作为一场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变革也被赋予特定的涵义：除产业调整外，区域结构的优化及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化等，也被纳入其中。

　　此间，关于结构如何调也是众说纷纭，从何处首先着手，力度和方式如何选择更是难以拿捏——如果方向选错了，赢得的时间将难以避免地被浪费殆尽。

谁在拉调结构后腿

　　尽管如此，2010年，在决策层的指引和推动下，中国还是进入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一方面是大量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提升,另一方面则是新兴战略产业的布局。

　　9月，国务院审议并确定了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产业、新兴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主要任务和扶持政策。

　　如果说之前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意在应对危机、扩大内需，那么以绿色、低碳、环保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则是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添后劲，其目标更直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变革。

　　只不过在这期间，由于旧有发展模式的惯性运作以及体制的约束，不少本意良好的结构调整出现了反复与成效式微。这个秋天，因为缺乏长期、全局性的规划，节能减排被戏剧般地异化成为一场拉闸限电的突击秀，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行政手段，也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对社会生活的“折腾”闹剧。

　　连番质疑声中，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自发自觉被提到新的高度。有学者分析，经过酝酿以及前期铺垫，调结构已经到了“不做不行”、“十分迫切”的地步。当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快速上升等因素，都预示着“中国低成本竞争优势即将告一段落”。而这些，都是促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逼迫性”因素。

　　由此他们也提醒，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面临众多“两难”问题，所以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还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诸多突出紧迫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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