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屡成白条 明确国家责任是关键

    今年元旦刚过，因琐事生怨，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穆营村农民何林年仅12岁的儿子被犯罪嫌疑人刘福来用炸药当场炸死，妻子被砍14刀，嫂子被炸成重伤。何林日子难以为继，想到了向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赔偿。但他的代理律师、河南文中律师事务所徐永祥主任告诉他，尽管尚未判决，但由于犯罪嫌疑人长期“游手好闲、混迹赌场、生活拮据”，民事赔偿很难落实到位。

    赔偿判决屡成“空判”，被害人流血又流泪

    何林的遭遇绝非个案。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陈雷说：“自2002年以来，我共代理刑事被害人赔偿案件69起，仅有12起赔偿到位，到位率仅17%。”河南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常玉峰也说，他经办的20多起刑事被害人赔偿案件，仅有两起赔偿到位。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中哲说，刑事被害人是指其合法权益或权利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般包括直接或间接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者）。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刑事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在法律实践中，刑事被害人因难获赔偿而使判决屡成一纸空文。这不但使刑事被害人利益受损，还会损害法律权威，同时也不利于罪犯和受害者矛盾的化解。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法指出，刑事被害人获赔难，有学者认为是司法重罪犯权利保护、轻被害人的结果，二者在司法设计及司法实践中不对等。其实，这也是对刑罚功能诉诸对象理解的偏差，片面追求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和一般社会成员的警示功能，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安抚功能却有所缺失。刑法也是保护法，司法人员要树立权利本位的刑法观，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决不能为惩罚而惩罚。

    陈雷认为，很多刑事罪犯往往一贫如洗，有时“杀人越货”本身就是其犯罪动机。对这类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罪犯，“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最后多数仅具有程序意义”。去年10月，在郑州打工的李安超因缺钱实施敲诈，将女青年朱某掐死。受害者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李安超赔偿经济损失41万元。一个因为缺钱而犯罪的人拿什么来赔偿？诸如张君案、黄勇案、马加爵案、邱兴华案等轰动全国的杀人案，受害者家属都因罪犯经济状况不好而放弃民事赔偿。

    多方探索图破解，明确国家责任是关键

    如何保护刑事被害人利益从而使其免受“二次伤害”？相关各方一直在探索和实践。

    李中哲说，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如果刑事被害人无法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那么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对其进行补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曾学刚认为，国家责任论渊源有自，也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该理论认为，犯罪的发生不能仅归于犯罪分子本人，也与国家对公民的保护不力有关，国家因此难辞其咎。但不可就此认为国家为犯罪分子的罪行“埋单”，国家救济是一种基于道义的补偿，而不是法律上的赔偿。因此，国家救助并不意味着犯罪者赔偿义务的消失，国家有权“代位追偿”。

    1964年1月1日，随着《刑事损害补偿法》正式实施，新西兰成为世界上首个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据统计，截至2005年，包括我国台湾和香港在内的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同时，欧洲及联合国也都有相关公约，倡导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